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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卫星背后的大生意 中国创业者们的“太空竞赛”

聚行业--创业 enterprise.eastmoney.com   作者: 东方财富网  2017-10-27 11:18

创业-全文略读:航天人辛苦地把活都干了,台下的各位移动互联网的人士把钱都挣了,这让我心里面特别不平衡。”杨峰在 2016 钛媒体 T-EDGE 年度盛典上的一次演讲中,这样形容过去航天创业的现状。以导航模块这一航天项目为例,航天公司通过卫星上天得以实现用户的全球...

 

创业--小卫星背后的大生意 中国创业者们的“太空竞赛”

 

大中小

 

 太空创业已经从“不可能”变为民间争夺的好生意,但若想成为中国版“Space X”,国内创业者在浩瀚宇宙的征程才刚刚起步。

 

 “太空创业最好的时候,很快就要来了。”

 

 如果将时间倒回至 2015 年,谢涛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结论。那一年谢涛从体制内的航天科技集团离职,创办商用航天公司“九天微星”,希望以民间企业的角色发射小卫星。在经历了无数场路演,约谈过上百家投资机构后,谢涛听过最多的评价是:“看不懂”;还有更直接的:“这个人疯了。”

 

 谢涛也能够理解投资人的反应。拿一个在航天体制内流传的事件来说,百度曾在2015年前后,试图效仿谷歌发射卫星的举动,向国家航天机构申请发射大卫星,但在得到相关机构的报价——20亿元/颗之后,受制于高昂的成本,权衡再三的百度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。

 

 事情从2014年开始有了变化。当年11月底,国务院引发《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,鼓励民间企业研制、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,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卫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建设。

 

 这就意味着,原本封闭在“国家队”中的制造设备、发射技术,将以市场化的方式,逐步开放给民间企业,造星在成本与技术上的门槛大幅降低。

 

 市场上很快有了先行者。2016年11月,民营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发射了自己第一颗卫星——“潇湘一号”,成为我国首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;紧接着,2017年2月,天仪研究院又将一颗名为“陈家镛一号”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送上了天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颗小卫星的研发成本都在百万级别。

 

 天仪研究院“潇湘一号”卫星

 

 “这样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。”天仪研究院CEO杨峰对钛媒体记者说到。在杨峰对天仪的规划中,接下来的2年内要送20颗小卫星上空。

 

 曾经“不可能”的太空创业领域正变得越发热闹:在九天微星、天仪研究院之前,更早将卫星送上天的北京信威通信已经成为民营卫星第一股;而以发射火箭为主营业务的零壹空间、蓝箭也相继获得融资;更不用提在大洋彼岸,创立15年的 Space X 估值已经攀升至150亿美元。

 

 一场太空创业的“竞赛”,已经拉开帷幕。

 

 “造星者联盟”

 

 9月中旬,谢涛在成都参加了“软件定义卫星技术联盟”的启动仪式,在该联盟介绍手册中,其成立宗旨为:为卫星产业提供一个开放、开源的平台级软件解决方案,推进航天应用商店的建设。

 

 “这相当于卫星软件领域的‘安卓’。”谢涛对钛媒体记者解释到。

 

 浏览联盟内的其他成员,除了九天微星这样的民间企业外,还出现了中科院软件研究所、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、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,这也是国内首次集结政、学、商各界机构成立的航天创新平台。

 

 在谢涛看来,曾经的卫星研制环境封闭,很多通用型的技术被深埋在各个体制内的研究机构,而“联盟”的成立,就是为了促使这些机构将已经成型的软件、技术储备开源出来。

 

 拿大多卫星会装载的相机设备来说,一个航天相机的开发者可以是中科院、航天五院,也可以是民营企业,但各个机构间的研发技术既不互通,更不对外,这对于谢涛所在的九天微星来说,就无法直接受惠于现有技术的成熟;而对于整个商业航天大环境而言,每次“造星”都需要再次研发相机设备,相当于在“重复发明车轮”。

 

 另一方面,卫星制造领域也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发生变化。

 

 传统的卫星研发以“高轨大卫星”为主,轨道距离在三万六千公里左右,由于轨道高,卫星上天对重量、功耗的要求就大,研发周期也在5-7年,成本则在10-20亿元左右,前文所述百度试图染指的就是此类大卫星。而九天微星、天仪研究院目前主攻的叫“低轨小卫星”,轨道在几百公里至2000公里之间,半年就能上天,成本也下降了近百倍。

 

 卫星与地球的轨道距离越远,覆盖范围就越大,一般三颗大卫星就可以辐射全球。

 

 但一个问题在于,有着高轨道的大卫星可以覆盖更广的地球面积。原则上,三颗大卫星就可以 360 度覆盖整个地球,可一颗近地轨道卫星一次只能覆盖三四千公里的直径范围,几十颗、上百颗小卫星才能覆盖全球。这也解释了不论九天微星还是天仪研究院,都将小卫星的快速上天当作公司的关键目标。

 

 而随着一颗又一颗的小卫星上天,如何管理这些卫星,就成了卫星创业公司的难题。

 

 在谢涛的理想计划中,卫星软件也应该进化为“ SaaS 模式”,有着通用的操作系统,可以在云端统一部署,共同迭代。

 

 他以手机中的功能机与智能机为例,“大卫星”就好比是过去的塞班手机,软件都被私有部署,不能在轨升级系统;而一旦进化为智能机,卫星软件就能够以 APP 的形式存在云端,即用即取,而不是每做一颗卫星就要重新编一遍软件。

 

 这也是“软件定义卫星技术联盟”成立的意义。如同苹果与第三方开发者的关系,航天领域也需要一个卫星应用商店,这就需要联盟中的角色各司其职——体制内的航天机构开放出技术;高校研究所提供试验基地与人才支持;民间企业则负责探索更多元的应用场景,最终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与平台。

 

 重建规则,也要遵守规则

 

 对于谢涛来说,一个联盟的成立并不能解决问题,作为这个联盟的直接受益对象,他希望联盟内的其他成员不能将“开放”停留在姿态,避免联盟沦为一个空壳。

 

 “市场化”成为谢涛希望达到的第一步。

 

 作为传统的军工产业,卫星制造的设备与发射曾被封存在体制内,但随着政策落地,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:曾经由国家军工器材制成的宇航级产品,采购过程并不透明,成本与利润也无法核算,如今将这些国有的基础设施开放给民间企业,怎么定价?

 

 “我们会从应用领域来推动市场体系的完善,谁先把卫星运营起来,让卫星赚钱,谁才在这个行业里有话语权。”谢涛对钛媒体记者说到。

 

 在谢涛看来,目前中国做中小卫星的公司有30家左右,其中80%侧重于单星和整星研发,这样的发展结果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。所以一个迫切的转型目标就是在研发之外,寻求让卫星运营的商业化能力,也只有当用户与公司对卫星的需求更加多元与旺盛,才能迫使供给端重塑整个卫星行业的商业规则。

 

 落实到公司决策上,谢涛就为九天微星提出了明确的“商用”规划,在具体的卫星上天操作中,九天微星只负责前期的总体设计与后期的商业应用,中端的 AIT(集成与实验)、寻求火箭运载发射等较重环节,全部外包给国有机构与第三方公司。

 

 这样的商业模式对公司的人才构成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谢涛的团队几乎每隔几周就有“神秘人物”入职,这些人大多来自国家航天机构,也有国际范围内的专家,除了具备航天领域的技术储备外,他们还被谢涛要求具备“跨界”能力。

 

 “比如大系统的协调,你要知道在国际申请的标准,也要懂频率,懂 IOT 的规则;再比如卫星发射,你要了解怎么选择搭载火箭,卫星上天后怎么维护和运营等等。”谢涛举例道。有趣的是,由于官方对技术保密的要求,加入九天微星的一众技术骨干,连同事之间也要暂时用“代号”互相称呼。

 

 而在卫星设计的定位上,这些新兴航天创业公司也在默默遵守着,不与“国家队”竞争的规则。

 

 在传统卫星制造领域,被俗称“通导遥”的通讯、导航、遥感三类卫星占比最大,也是“国家队”最密集的发展领域,有着超过五十年的研发积累。因此对于民间企业来说,在业务定位上错开这三种方向,一方面是为了开拓卫星应用的疆界;一方面也被认为是一种“潜规则”。

 

 “如果要发一颗比国家队的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卫星,这实际上就是跟国家队竞争。”杨峰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

 

 藏在太空的生意

 

 “航天人辛苦地把活都干了,台下的各位移动互联网的人士把钱都挣了,这让我心里面特别不平衡。”

 

 杨峰在 2016 钛媒体 T-EDGE 年度盛典上的一次演讲中,这样形容过去航天创业的现状。以导航模块这一航天项目为例,航天公司通过卫星上天得以实现用户的全球定位,最终让一大批需要地图、LBS 定位功能的互联网公司直接受惠。

 

 天仪研究院CEO杨峰在2016 T-EDGE峰会上

 

 而现在,当卫星“打上去、活下来”已经不再是难题,“赚到钱”成为最紧要的议题。

 

 杨峰自然清楚这个市场有多大。根据美国卫星工业协会出具的《2017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》,2016年全球火箭发射与卫星产业总值为2605亿美元,其中卫星应用与服务行业产值已达1277亿美元;卫星制造业、火箭发射行业分别占据139亿美元与55亿美元;卫星地面设备产业更是有着高达1134美元的规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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